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模式需结合地域特征、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灵活选择，根据政策导向与实践经验，可归纳为以下六类典型模式：

一、按空间尺度划分

乡镇单单元整治模式

特点：以单一乡镇为实施单元，聚焦内部资源整合，适用于规模较小、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。实践案例：浙江嘉兴通过“小田并大田”推动耕地集中连片，建成全省规模最大的天福万亩方，新增耕地质量显著提升。适用场景：耕地碎片化严重、需快速优化空间布局的乡镇。

跨乡镇联合整治模式

特点：打破行政边界，整合多个乡镇资源，适用于区域协同发展需求高的地区。实践案例：浙江宁波通过跨乡镇整治推动资源重组与产业重整，形成全域“三生空间”重构。政策支持：允许整治单元超过一个乡镇时，统筹优化土地利用结构。

二、按整治目标划分

耕地保护与提质模式

调整耕地布局，将山上耕地逐步下移至平坦区域；客土改良贫瘠耕地（如湖南浏阳治理1700亩非粮化耕地）。核心：通过农用地整理增加耕地数量、提升质量，保障粮食安全。措施：政策工具：占补平衡、高标准农田建设。

生态修复与绿色发展模式

江西瑞昌打造“千亩特色产业+万亩高标农田”，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；上海金山创新农业标准地，融合耕地、林地等多功能生态用地。核心：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系统，推动生态价值转化。实践案例：政策工具：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资金、碳汇交易。

三、按城乡融合路径划分

城乡要素流动模式

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跨县域交易（如广西河池盘活建设用地指标）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发展产业（如上海松江改造低效厂房为科技园）。核心：通过建设用地整理释放城市发展空间，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。措施：适用场景：城市近郊或产业基础较好的乡村。

产业融合振兴模式

重庆九龙坡打造柑橘产业与红色研学基地，年接待游客24万人次；江苏苏州整合零散工业用地为产业社区，容积率从0.7提升至2.5。核心：整治与产业导入结合，激活乡村经济。实践案例：政策工具：点状供地、混合用地。

四、按组织模式划分

政府主导+群众参与模式

特点：政府统筹规划，村民全程参与决策，保障权益共享。实践案例：浙江余杭以“土地整治+基层治理”激活村民共建热情，通过“一棵樟树”凝聚共识。关键机制：村民议事会、补偿安置协商。

社会资本撬动模式

特点：引入企业投资，探索PPP、EPC+O等模式。实践案例：江西余江引入企业建设“产业下沉”车间，带动140余人就业。风险控制：需明确社会资本收益分配与退出机制。

五、按政策工具组合划分

“三区三线”微调模式

调整永久基本农田时确保新增面积≥调整面积的5%；允许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流转。核心：在严守耕地红线前提下，局部优化用地布局。措施：

“多规合一”规划引领模式

特点：将国土空间规划、村庄规划、产业规划等深度融合。实践案例：上海金山将农业标准地与设施农用地、林地统筹布局。

六、按地域特色划分

山地生态型模式

适用区域：西南山区（如广西河池）。重点：梯田整治、石漠化治理、生态移民搬迁。

平原集约型模式

适用区域：华北平原（如河南民权）。重点：规模化农田整治、智能农业设施配套。

滨海湿地型模式

适用区域：沿海地区（如上海崇明）。重点：湿地修复、盐碱地改良、生态旅游开发。

选择实施模式的关键原则

因地制宜：山区侧重生态修复，平原侧重规模经营，城郊侧重产城融合。政策适配：灵活运用增减挂钩、占补平衡等工具，突破土地指标瓶颈。利益共享：确保农民通过土地入股、就业安置、集体分红等方式受益。风险可控：避免盲目追求指标交易收益，需同步规划产业导入与基础设施。

通过以上模式组合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实现“耕地保护-生态修复-产业振兴-农民增收”的多维目标，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