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破解农村土地利用碎片化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抓手，其推进中的突出问题本质上是“制度供给不足—资源统筹乏力—多元主体协同缺位”的综合反映。结合实践痛点，可将核心问题归纳为以下三方面，且彼此交织形成“堵点闭环”：

一、“钱从哪里来”：资金筹措的“来源单一性”与“激励缺失性”并存

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“重投入、长周期”属性，与当前资金保障体系的“碎片化、短视化”形成尖锐矛盾：

财政资金“散而不强”：涉农资金虽多（如农田水利、乡村振兴、生态修复等），但条线下达、用途固化，难以统筹用于整治项目的“整体打包”（比如无法将耕地提质与产业用地配套资金整合）；且地方财政紧张背景下，“配套资金”常因优先级低而难以落实。指标交易“收益不稳”：项目资金平衡高度依赖建设用地节余指标、新增耕地指标交易，但指标价格受市场波动（如房地产下行导致建设用地指标需求收缩）、地域限制（欠发达地区指标无人问津）影响大，远不及预期收益；同时，农村集体资产（如闲置宅基地、厂房）流转仍受产权界定模糊、交易市场不完善制约，无法转化为有效资金补充。社会资本“不愿进、不敢投”：虽有政策鼓励，但整治项目从“土地整理—产业导入—收益回报”需5-10年甚至更长周期，且农村土地抵押融资受限、税收优惠（如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增值税减免）等激励政策不明确，社会资本面临“前期投入大、中期风险高、后期回报慢”的困境，仅在经济发达地区（如浙江、江苏）有零星民企参与，难以复制推广。

二、“政策如何协同”：制度衔接的“部门分割性”与“执行冲突性”叠加

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“全要素统筹”要求，与当前条块分割的政策体系、审批机制形成冲突：

政策目标“打架”：比如自然资源部门要求“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”，但整治项目作为规划实施抓手，往往需要通过局部增量（如预留产业发展用地）激活全域资源；再如农业农村部门强调“耕地保护”，但整治中产业导入可能需要调整耕地用途（如建设配套仓储），政策边界模糊导致地方无所适从。审批流程“卡脖子”：项目涉及宅基地确权、集体建设用地入市、生态红线调整、产业用地规划许可等多个环节，需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、发改等多部门审批，但各部门“各自为政”——比如农业农村部门慢审宅基地腾退，导致自然资源部门无法推进土地整合，最终拖慢项目进度（某中部省份项目因审批延误，3年工期延长至5年）。规划“两张皮”：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仍存在“重城市、轻农村”倾向，农村地区的产业布局、公共服务配套等内容细化不足；而整治项目需对农村空间进行“重构式”优化（如合并村庄、调整耕地布局），但因规划未提前预留弹性，只能通过“边干边调”突破规划限制，埋下合规性风险。

三、“平台怎么搭建”：统筹机制的“领导依赖性”与“项目拼盘化”风险

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“系统性”要求，与当前“缺乏常态化统筹平台”形成矛盾：

领导“挂帅”而非“统筹”：实践中多依赖“党政主要领导牵头”的临时领导小组，但部分地方领导更关注“项目落地速度”而非“全域规划质量”，导致“为了赶进度而拼盘”——将多个独立项目（如高标准农田、美丽乡村、产业园区）简单打包，失去“全域优化资源配置”的核心目标。部门“各自为战”而非“协同”：整治涉及的土地整理、产业招商、生态修复等子项目，分属不同部门管理，立项标准、考核机制不一致（比如农业农村部门的项目重“耕地数量”，自然资源部门重“空间布局”），导致子项目间“不兼容”（如产业用地配套的耕地提质未同步推进）。长效机制“缺失”而非“建立”：多数地方未设立专门的整治管理机构（如“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服务中心”），项目完成后缺乏后续监管（如产业引入后的土地利用绩效评估），容易出现“整治一阵风、后期乱糟糟”的现象（某南方县整治后，产业园区因招商失败闲置，土地又回到碎片化状态）。

问题的底层逻辑：“自上而下的任务驱动”与“自下而上的需求适配”错位

本质上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**“以空间重构推动发展转型”**的改革，但当前推进中过度强调“完成上级指标”（如整治面积、指标交易额度），而忽视了地方的实际需求（如产业发展的真实用地诉求、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保障需求）。比如部分地区为凑“建设用地节余指标”，强行拆并村庄，引发农民不满；或为引进产业，忽视生态保护，违背整治初衷。

综上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突破方向，需从“制度供给、机制创新、主体协同”三方面入手：一是建立专项财政资金与引导基金，完善社会资本激励政策；二是打通部门政策壁垒，优化审批流程与规划衔接；三是搭建常态化统筹平台，强化“需求导向”的项目策划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实现“全域整治、系统提升”的目标。